《伤寒论》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，理法方药俱全，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时的作用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《伤寒论》，是一部阐述外感及其杂病治疗规律的专著。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于公元200-205。张仲景原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在流传的过程中，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《伤寒论》，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。

(1)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。正如《伤寒杂病论·自序》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”之语所云，仲景之学。是在继承了《内》、《难》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。因而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，张仲景便自然地以《内经》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，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，他曾指出：“夫天布五行，以运万类;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脏”(见《伤寒论·自序》)，“夫人禀五常，因风气而生长，风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。”(见《金匾要略方论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》)这些生动的描述，就很清楚他说明，人类生活在自然界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，才能得以生存，保持健康。由此可见，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。

(2)防病、抗病重视保津液。津液之所以能防病、抗病，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、防御病邪的功能。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，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：“太阳病若发汗，若下，若利小便，此亡津液，胃中干燥，因转属阳明。”正是其例。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?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，津液充则阳明固，邪不可干;津液亡则阳明虚，邪气便可轻易陷入。

津液之所以能防病、抗病，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，削弱病势上。如“阳明病，发热汗出者，此为热越。”这里的热越，即言热邪发越于外。津液充沛，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，邪越则病顺。故“阳明病，法多汗”，而津亏则无汗，邪不得出，其病为逆。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，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。热邪一除，小便即转清利。“小便利，色白者，此热除也。”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。“小便利者，其人可治”。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，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。

津液所以能防病、抗病，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。如太阳病发汗后，大汗出，胃中干，欲得饮水者，少少与饮之，令胃气和则愈。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。若津液郁滞不行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。

由上可知，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《伤寒论》中有充分反映。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，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。如张景岳说：“五液充，则形体赖而强壮。”人若津液不充，则筋枯髓减，皮槁毛脆，脏腑虚弱，即易为病邪所害。

(3)重视用饮食防病、治病。这里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，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。据统计，在《伤寒论》112方中，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，计有大枣、生姜、干姜、香豉、粳米、葱白、蜂蜜、赤小豆、猪胆汁、蜀椒、乌梅、猪肤、鸡子黄、鸡子(去黄)、饴糖、苦酒、清酒。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，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.32%。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，如十枣汤，猪肤汤等6方，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(如干姜附子汤)共24方，占全书的21.43%。由此可见，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，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(4)时时刻刻注意保胃气。仲景认为，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有赖于胃气的化生，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以发挥疗效。为此，他不仅重视脾胃阳气的一面，也注意到了脾胃阴液的一面。《伤寒论》六经病证的治则，总的说来，不外祛邪与扶正两方面，在具体运用上，实际包括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八法。仲景于八法中，均不忘“保胃气”，如汗法的桂枝汤，用草、枣调补中焦，保护胃气。下法的调胃承气汤，用甘草缓急和中。补法的炙甘草汤，以甘草、大枣补益脾胃。困苦寒清热药易伤人胃气，则加入粳米。甘草调补胃气。

此外，仲景不仅重视以药物“保胃气”，在服药方法上亦强调“保胃气”。如他主张药时宜喝点粥，因为粥有内充谷气的作用，既可助胃气以扶正，又可助药力以祛邪。还有，仲景继承并发展了《内经》，“病热少愈，食肉则复，多食则遗，此其禁也”这一理论，注重疾病时期的调理。如他立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，指出病愈时，“脾胃气尚弱”，尤需“保胃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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