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最早的妓女，实际是战俘和奴隶。《史记。匈奴列传》中，就有“夏桀蓄女乐、倡优”的记录,《周礼》上提到的“女酒，女舂抭，奚以下千人而弱”，其实都是指供帝王淫乐的女性,这种妓女统一被称作官妓，其实她们是奴隶，和其他奴隶不同的是她们的工作只是献身和献技而已。

到了春秋齐桓公的时候，我们熟悉的管仲改变了这一切，他单独把妓女列为一项职业。

《战国策。东周策。周文君免士工师藉》一文中，写了这么一段话，“齐桓公宫中女市七，女闾七百。”“闾”是门的意思，齐国常常在宫中以门为市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在齐桓公的宫中，一共拥有七个做性交易的市场和七百多个倚门而站的妓女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妓女和交易相联系的记录。从这里看，关于妓院的记载要比西方早上五十多年，在这种事情上，泱泱中华，也绝对不输给外夷。而这个“天才”想法的创始人，就是被孔子和诸葛亮奉若神明的齐桓公的大管家管仲。

清朝的褚学稼说：“管子治齐，置女闾七百，征其夜合之资，以充国用，此即花粉钱之始也。”现代学者黄现璠著的《唐代社会概略》也持有这种观点。以上不仅证明了这些女人不但成了交易的商品，而且她们还要把自己性交易所得的一部分交税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性服务合法化。[1]

《说文解字》解“妓”为：“妇人小物也，从女支声，读若跂行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说解未妥(其原意相当于这样说：“什么叫妓呢?妓就是低头碎步行走的女子。”)

“妓”字从女从支，支亦声。“支”指技能、技巧、技术。“女”和“支”联合起来表示“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(提供性服务的)女子”。妓女会琴棋书画，会吟诵唱和，服务对象是那些达官贵人，文人雅士。妓的服务档次比娼高，相当于日本的“艺伎”。娼字从女从昌。“昌”意为“街市热闹”。“女”和“昌”联合起来表示“站街女”(英文：streetwalker)，即那些已婚已育，因生活窘迫而走上街头的中年妇女，没有专业的服务知识和技能，靠为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提供肉体满足感而获取收入。

关于中国的妓女是怎样产生的，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。在外国历史上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，例如建立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，在汉谟拉比王(公元前1750年)当政时，神殿里除了男祭司、佣仆、工匠外， 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， 她们通常来自优裕的家庭;另外，还有居于 “神”与“祈祷者”之间服务的“圣职妓女”，她们的收入似乎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：“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，坐在那里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……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，将她带出与他同卧，否则她不准回家……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去。当她和他共卧，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，她就可以回家。”所以，那时做妓女并不感到是种耻辱。在我国，过去长期流行一种说法，即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，并把那个时代称为“巫娼时代”。可是，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近似巴比伦、古希腊女司的女巫，但在史书与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，从而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(女乐、倡优) ，并在许多历史事实和不少典籍中把“妓”解释为“女乐”，把 “倡”也解释为“女乐”来论证。

对于这些问题，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。但应该指出的是，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，或者可以说，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;同时，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。妓女，一般说来，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，而卖淫，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。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，当然是完全符合的。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的所谓妓女，就不完全符合了。例如“宗教妓女”，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，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，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，而主要不是为了金钱;再如“家妓”，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，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(如官宦子弟、官僚的下属等)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，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。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，可以称之为“妓女的雏型”，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。当然，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，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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