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在康熙年间是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，清朝也从开国以来逐渐走上了安定、巩固和强盛的道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，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，实现祖国的统一。

　　郑经自从夺得台湾统治权力以后，日益腐化堕落，不理政务，终日“嬉游为乐”，“纵声色以自娱”见他的几个亲信把持着朝纲政事，排斥异己，动辄杀戮。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，各不相下。康熙二年，郑氏亲族、金门守将郑泰的弟弟郑鸣骏率领8000余人首先降清。此后，郑氏亲族、将士中向清朝投诚的络绎不绝。康熙三年，专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贲岱向清廷报告说：“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，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，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，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，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，大小船九百余只”。特别是康熙十八年，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漳州大开“修来馆”，进行招降活动后，郑军将士降清达到了高潮。“修来馆”开设的头两年，郑氏政权的五镇大将廖碘等、名将朱天贵分别以所部降清，这就大大削弱了郑军的实力。在台湾的广大郑军将士本有“故土之思”，只因“无陆路可通，又乏舟揖可波，故不得不相依为命”，他们经常“私相偶语”：“只等大军(指清军)到，便瓦解归顺”。郑氏集团内部多次发生将郑经骗往清营、行刺郑军主将刘国轩的未遂事件。这说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，广大郑军将士心向大陆。

　　郑氏政权既要继续对清战争，又要满足自己的贪欲，“就其一隅之产以供百万之费”，只能大肆向沿海人民和台湾人民横征暴敛，漫无限制。“民之供应者，有大饱大米，杂晌月米，有棕、麻、桨橹、油、钉、炭、铁、鹅毛、草粟等项。最惨者，又有水梢、毛丁、乡兵。民力已竭，科敛无度”，“百姓一时怨望，道路侧目”。人民反抗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经常发生。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八年，清除了执行一系列倒退政策的鳌拜集团，亲掌朝政大权以来，就矢志统一台湾，为此，他把“招抚”郑氏作为清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。

　　早在康熙二年，清政府就在江、浙、闽、粤四省设立“满汉户、兵部郎中各一员，专司招抚”。康熙五年和八年，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招抚郑经。“三藩之乱”时，清、郑和谈暂时中辍，到康熙十六年，清廷再度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。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，向清廷要求台湾“如琉球、朝鲜例”。康熙严正指出：“郑经乃中国之人”，台湾“皆间人，不得与琉球、高丽比”，坚持要台湾归附大陆。

　　康熙在招抚郑经失败之后，一方面指令清军将领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中“有革心向化者”，“随时招抚”，另一方面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，担负起恢复地方、统一台湾的重任。姚启圣和后来康熙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，都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制定的政策和策略，在政治、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，对统一台湾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姚启圣上任后，制定了两条方针：一是“今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”;二是“出奇计，使台人反为吾用”。他大布方略，首先将刘国轩逐出漳州、泉州，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;接着就在漳州利用“修来馆”招降，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，不论职位大小，俱“依照品级升降补用”，“恣其所求”。他还经常通过归降清廷的漳浦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，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;增设提标援剿四镇总兵官，以投诚之郑军官员补授，又将投降的郑军编为水师，以增强清军实力;减轻闽省民人重负，“如除口卒，革排夫、铺甲，减搞役……开商市，给牛种，为国家恤流亡”;在福建造大战船400只，往江浙调来巨舰200艘，增加间省兵员2万。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，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，“人莫有斗志”。姚启圣又乘胜逐步收复了海澄、厦门、金门等地，迫使郑经退守台湾，只留下刘国轩防守澎湖。

　　康熙二十年(1681)，郑经死去。长子郑克里在争权夺位中被杀，年幼的郑克决即位，大权操在忠诚伯冯锡范手中，郑氏政权日益混乱不安。姚启圣侦知此事，即上疏康熙“请急攻台湾”，并推荐原郑成功部将、康熙的内大臣施琅任水师提督。康熙对此表示同意，发布“宜乘机规定澎湖、台湾”之令，并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，直接负责进军台湾。

　　康熙二十年十月，施琅抵厦门视事。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占台湾的门户——澎湖，则胜势可居其半;然后以大军压境，“遣员宣朝廷德意”，台湾便可不劳而定。他一面遣三四个心腹之人秘密前往台湾、澎湖郑军营中，“谋叛取事”;一面整顿战船器械、训练军兵。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，施琅从福建水师营中“简精兵二万余、战船三百艘”，于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六月，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。

　　守卫澎湖的郑军主将刘国轩，虽然在施琅进攻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，但是，他只看到台湾海峡六月间多有“常连日夜不止”的台风，就武断认为施琅不会贸然来攻。至六月十五日得知清军战船直驶澎湖时大惊失色，仓皇应战。

　　关于此时郑军的兵力多寡，以往有关著述多采用施琅的说法：郑军有2万名士卒，200只战船，和清军兵力约略相等。实际上，这是施琅为了向清廷邀功而夸大了的数字，是很不确切的。

　　据清初人夏琳所记：刘国轩“以铳船十九号、战船六十号。兵了六千人，分拨诸将防守(澎湖)，身自往来督视”夏琳乃郑成功同邑乡亲，目击郑氏三世盛衰，所记当翔实有据。此外，我们还找到两条旁证，说明夏琳的记载是确属可信的。一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给姚启圣作的《神道第二碑铭》中说，郑经“遁入台湾”时，“兵不及万，船不满百”，说明郑氏的兵力本来并不多;二是在澎湖大战前，施琅的部将吴英向其献“五梅花”计时说：“彼船少，我舟多，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。其不结队者为游兵，或为奇兵，或为援兵”，说明清军兵力数倍于郑军。由上可见，在澎湖战役中，双方的兵力大致是：郑军船70余只，兵6000人;清军船300只，兵2万余人。

　　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，清、郑两军进行了激战，互有伤亡，施琅在战斗中为“流矢伤目”。清军休整三天后，于二十二日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进攻。施琅身先士卒，“扬帆直进”，清军“将士奋勇冲击”，经过七个小时的海上屡战，郑军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，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。清军遂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。

　　六月二十三日，郑军在澎湖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，郑氏集团震慑无措。郑克填急忙召集群臣，商讨对策。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：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骇为首的一些人，主张放弃台湾，逃奔吕宋，继续反清;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的一些人，认识到：“今澎湖已失，人心怀疑”，“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，大势已去，速当顺天(指归清)”。在冯锡范的支持下，郑克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，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。康熙抓住这一时机，立刻给郑克统下了一道敕谕，耐心开导他说：“尔等果能悔罪投诚，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，悉行登岸，将前罪尽行赦免，仍加恩安插，务令得所”

　　七月初，郑克快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，听从安置。郑克决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，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，这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七月十五日，冯锡圭等到达澎湖，奉表归降。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延。康熙接到奏疏，正值中秋佳节，即席欣然赋诗，盛赞祖国的统一：“万里扶桑早挂弓，水犀军指岛门空。来廷岂为修文德，柔远初非颗武功。开帐受降秋色外，羽林奏捷月明中。海隅久念苍生困，耕凿从今九壤同!”

　　八月十一日，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。一路上军纪严明，“士无乱行，民不知兵”。十三日到达台湾，“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，接踵而至”。全国人民听到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消息时，更是“腾欢父老咙”。十八日，郑克填率领冯锡范、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，缴册印降清。

　　清政府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，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：将郑克坟、冯锡范、刘国轩等迎到北京，封官赐宅;对于郑氏广大官兵，愿意人伍及归农者，听其自便;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，给予屯田、种牛，安置在山东、河南等地。康熙三十九年，康熙又下诏说，郑成功不同于“三藩”，并非“叛臣贼子”，令将其父子两枢归葬故地南安。康熙的这些善后措施，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。

　　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：以往有些著述比较强调刘国轩在郑克块归清过程中的作用，而对于郑氏权臣冯锡范，却往往只强调他在郑经死后帮助郑克决夺权的行动，而忽视了他对促成克坟降清的贡献。

　　实际上，冯锡范不仅在郑经时代主持“军国事宜”，而且在郑克块即位后更是大权独揽，“事无大小皆决于冯锡范矣”。如果没有冯锡范的支持，郑克块是不可能毅然降清的。据史载：刘国轩在康熙二十一年“大修战舰，缮甲兵”，欲与施琅决一雌雄时，冯锡范即嘲弄他：“吴、耿、尚三王皆靡，延平乃赖公独存?”表明他对于郑军与清军决战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。当郑军在澎湖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时，“锡范首倡议降”，并于八月初与刘国轩分别致书施琅，请他速至台湾，以防“事久生端”。施琅正是接受了冯、刘的建议后，立即率师进抵台湾的。这些事实说明，冯锡范在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是有一定贡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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